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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参与国家智库建设若干问题的探讨

2016-04-27 13:13:04 《新闻爱好者》 丁柏铨

  

  依笔者之见,国家智库有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之分。狭义的国家智库,是国家级的智慧“仓库”;广义的国家智库,则指全民的智慧之库。狭义的国家智库,在其建设过程中,固然必须十分重视精英的智慧,但也不可忽视或轻视草根的智慧。草根的智慧与精英的智慧构成互补关系,前者甚至可以发挥后者不可取代的作用,因而不可或缺。在国家智库建设的过程中,对草根的智慧不可小觑。“周老虎事件”,当是草根智慧得到充分体现的一个经典案例。

  当然,国家智库不同于因特网这样的虚拟空间或平台,而当是特定的实体机构。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球共有6603个智库型研究机构。美国坐拥1823个智库傲视全球,中国大陆以429个智库名列全球第二”。有人作了如下解读:“这个数字虽然领先世界,但中国尚没有一个像兰德公司这样的智库,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政府决策。”[1]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国家智库建设,虽已具备了一定基础,但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在我国,国家智库的最大价值是以新思想为党和政府提供重大决策参考。“智”应是新的思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时如是说:“产生新思想正是智库的核心所在。智库的使命是通过新思想来引领决策,智库一定要走在决策前面。”[1]倘若新思想缺失,智库就形同虚设;智库落后于决策,充当“马后炮”,就会失去其存在价值。

  凡是重大决策,均关系到国家大计、民生大事。就此而论,国家智库既是为国家服务的,也是为民生服务的。在我国,为国家服务和为民生服务,就其本质而言是相通的。国家智库建设,意义非同寻常。

  智库的种类和层级很多。笔者将高等学校的协同创新研究中心视为国家智库中相当重要的一类。这是由国内有关高校组成的创新研究的“联队”,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智库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关系。

  新闻学与传播学参与国家智库建设,在这一方面,有关高校新闻院系的特定机构以及一些新闻传播学者,已早有实践且颇有成效。就学理研究层面说,笔者早几年发表的《论新闻学的学科影响力》一文,所论及的对决策者的影响力,也关涉到该学科发挥智囊和智库作用的内容。而国家智库建设作为一个专门性的话题,被提起并引起各高校新闻传播学者的共同关注,则是新近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值得花大力气认真研究。

  

  新闻学与传播学在国家智库建设中的地位及作用如何,一定程度上会在已有的高校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及这些中心已展开的研究中有所反映和体现。根据笔者的考察,两学科在各种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和这些中心已经开展的研究中,尚未占应有的一席之地。

  教育部、财政部于2013年6月认定了14个2012年度的协同创新中心。其中,没有一个是由哪一个大学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牵头申报的[2];已经进入实质性研究阶段的项目中,没有一个是以研究新闻传播领域中的问题为主的。

  据了解,只有南京大学牵头的南海协同研究中心,涉及舆情的部分(南海舆情监测分析与交流),和新闻学与传播学沾了点边;东南大学牵头的中国艺术国际传播战略协同创新研究,虽然与国际传播有关,但研究对象为艺术传播,而非新闻传播、信息传播和舆论传播。除此之外,在高校的协同创新研究中,就再也见不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身影了。

  可见,在具有国家智库性质的高校“联队”式的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及其研究课题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地位比较低,只是偶尔充当过配角,尚未充当过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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